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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一貫

語文是一門最具有民族性的學科，它不僅受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特點的制約，而且還受這個民族文化傳統，包括民族心理特點的影響。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去讀思我國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在新課改語境下，因“亂花漸欲迷人眼”而遭致的實際困境中，作一番“尋‘根’之旅”。

語文教學改革憂思錄

始于世紀之交的我國第8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整體性改革。《語文課程標準》的制訂和實施，無疑會較多地面對21世紀信息化、全球化、個性化時代的挑戰，做出積極的應答。這不僅有效地提高了語文教育的全面質量，而且從根本上強化了語文課程的時代建設，確實是功不可沒。但是，課程標準的制訂也會有選擇地吸納西方的“后現代課程論”、“多元智力理論”等現代思想，所有這些雖然是必要的，可以體現多元文化的優勢。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當新理念在充分展示其魅力而完成創生的使命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最為關鍵的“實施”階段。總是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們才會發現“創新”并不是可以完全拋棄傳統而構筑的一個全新的文化形態，它無法推倒重來，而必須有一個融入民族、扎根本土的被轉化吸納的過程。如果只是“披荊斬棘”一往無前，就不可避免地會以偏糾偏而矯枉過正，或因“水土不服”而難以存活。

中國語文教學若從有文字算起，已有5000年歷史；若從孔子設壇授業為始，也有2500年的傳統。但在近百年前，語文都不獨立設科。在如此漫長的年代里，形成了古代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傳統是無法改變的歷史，是川流不息的時光之河，可以生生不息地一直流下去。因此，無論今天的語文教學有了多少現代化的發展，都無法拋開古代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另辟一個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間。如果我們不重視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中國語文教學許多寶貴的傳統經驗，也會在時代新潮的沖刷下，由淡化而至消亡。這絕非危言聳聽。

從教師隊伍的構成現狀看，青年教師正在成為教師隊伍的主體。他們有限的工作經歷，對于縱向的、民族的語文教學發展歷史和傳統經驗，往往知之不多；而對當代的、橫向的新理念、新信息，則比較會發生興趣，接受較快。這兩者信息的不對稱，容易導致母語教學固有的本色本真的淡出。當然，改革開放為東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在語文課程深化改革的今天，我們借鑒國外的一些當代學說和先進理念，引入了西方國家母語教學的某些經驗，這不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然而當這些“舶來品”一齊擁來時，我們是需要時間將它與中國國情相融合，與漢語文教學的特點和規律相適應，有一個民族化的消化吸納過程，這就要求語文教師既具開闊的國際視野，又要以清醒的民族意識去認真讀思中國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使兩方面的信息對稱。如果只是一窩蜂地“拿來”，或者半懂不懂地照搬，被當作一種“時尚”而風行一時。這種被追慕“浮華”的情緒所捆綁，很容易使我們忽視了曾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并且足以樸實地反映出母語教學本色本真的那些傳統的教學行為。甚至視這些本來是應該承傳的寶貴經驗為“陳舊落后”而自覺不自覺地予以拋棄。也許這正是當今人們特別呼喚“本色語文”歸來的原因所在。

王森然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末曾經說過：“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內容工具，似乎還有可借鏡于他國先例的地方，特有國文，非有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中學作文教學概要》）。確實，作為母語的漢字、漢語在漫長的歷史中雖也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變化、發展，但畢竟總體沒有變、血脈沒有變，學習漢字、漢語的基本規律當然也不會變。所以，還是中國人最懂得教中國語文，還是中國母語教學的傳統經驗最值得我們閱讀和研究。這應當是不爭的事實。

語文教學傳統的心在哪里

幾千年來中國人教學中國語文，并世世代代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那些做法，雖然不可避免地也蒙上了一些舊時代的塵埃，但肯定有它許多與漢字、漢語的學習規律相諧相融的地方。這是中國語文的“中國心”。總觀我國古代語文教學傳統經驗的“傳統”，正是“傳”于斯，“統”于斯。而在堪稱“傳統經驗”的這筆巨大財富中，最應當引起我們閱讀和思索的便是深刻地體現了漢字、漢語特征，反映了漢字、漢語基本學習規律的經驗。擇其要者而言，如：

——注重識字。學習漢語要以識字為基礎，必須掌握足夠的識字量。這就關系到我國語文教學最基本的傳統經驗，就是“注重識字”。漢字從每一個字的創造到整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深層地承載了華夏5000年的燦爛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大智慧。讀讀清朝王筠的《教童子法》，便有“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之論，確實有其道理。中國語文教學傳統經驗之所以如此重視識字教學，原因在于學生在識字的過程中，得到的是全方位的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同步獲得和諧的發展，這不僅是智育的開竅，也是德育的熏陶和美育的陶冶，是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漢字的文化品格決定了它具有豐富的教育價值和育人功能。

——本于誦讀。在中國古代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之中，就方法而言，“讀”是第一大法，可謂“讀”占鰲頭。《欒城遺言》中有“讀書百遍，經義自見”之說；東坡送安?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種讀，不僅僅是默讀，更注重于朗讀。中國語文教學方法以誦讀為本是由漢字、漢語的特點決定的，漢語是以漢字為基礎，漢字一字一音、一形一義，獨立性很強，其具體含義，得從上下文中體味。這種文字又具有聲韻之美，只有讀之于口，方能“聲與心通，聲可求氣，亦可傳情”，從而形成強烈的語感：“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因此，“眼觀其文，口誦其聲，心唯其意”的“誦讀法”對漢語學習有何等重要，自不待言。

——體察涵泳。王力先生曾說過“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所謂“法治”，講究的是規律和邏輯；所謂“人治”，講究的就是直覺感悟，追求韻味和精神。這是因為以漢字為基礎的漢語，同樣具有極大的意合性而富于意蘊之美，涵泳也就成了與此相關的語文教學重要的傳統經驗。朱熹說“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就把“涵泳”作為語文教學的一種重要方法提出。曾國藩在給兒子的家書中更是把這一傳統教學經驗解釋得十分透徹：“涵泳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庶可得之于意之表”（《諭紀澤》）。這番話，也就是強調讀詩文必須全身心地沉浸在詩文的語言環境中去口誦心唯，方能知其意、得其趣、悟其神。因此，強調“涵泳”這種學習方法，也是完全符合漢語文教學的本質特征和傳統經驗。這對于當下克服語文教學尚盛行講解分析，而忽略學生自主涵泳體悟的痼疾，是很具針對性的。

——重視習練。重視習練是中國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之一。清代的顏元在《顏李遺書》中說得好，“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教學要“垂意于‘習’之一字，使為學為教，用力于講讀者一二，加工于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從《論語》中的“學而自習之”，到朱熹的“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從堪稱古諺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到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等等，都傳遞著“多讀多寫”這一重在習練的樸實的語文傳統教學經驗。孤立地看，“多讀多寫”似乎已不合“追求效率”的時代精神，其實卻非常符合中國語文的學習規律，即不強調從學習語法修辭等這些相關語言規律的知識入手，而從多多接觸直接的言語作品去熏陶感悟。尤其是中小學的語文教學，更不是要教孩子關于語言的知識，讓他們去談論和研究語言，而是要幫助他們形成實際運用言語的能力。能力不可能只從聽講中獲得，必須通過親歷的習練和實踐。教學實踐表明：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全面提高語文素養，也只有在多讀多寫的語文實踐中方能實現，舍此別無他途。

語文教學傳統經驗搜讀

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漢民族語文教學，雖然歷史悠久，但語文單獨設科卻是1903年以后的事，迄今只是百年。在3000年漫長的歲月里，語文教學和經學、史學、哲學不分，這就造成了古代語文教學傳統經驗并不獨立存在的特殊情況，而是散落于許多論教說學、講經辯道乃至詩詞歌賦、散駢文章之中，恰如無數星斗散落于蒼穹。

首先，當然是在中國古代教育家的著述之中。這些論述雖然在語文沒有單獨設科的情況下，不會專指語文教學，但是母語教學作為所有教學的基礎和載體，自然處于核心地位。如我們從孔子、孟子、荀子、顏子推、董仲舒、韓愈、朱熹、王陽明等等先賢大家的經典之作中都不難發現許多真知灼見，即使對于今天的語文教學也依然有著振聾發聵的強大作用。孔子在《論語》中的主張“學”要與“思”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原則；又主張“學”必須與“習”相結合，“學”必須與“行”相結合，提出“學而自習之”和身體力行的原則……至今又何嘗不是語文教學的金科玉律。孟子主張學習貴在主動自得，提出如“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盡心》上）；“君子深造之以道，學其自得之也”（《離婁》下）的觀點，似乎也在為當下語文教學還是在滿堂講問之中無法擺脫的困境痛下針砭。

《學記》對我國先秦時期的教育和教學，首次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總結，堪稱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完備的教育專著，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語文教學方面的寶貴經驗。如“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對于語文教學來說，這又何嘗不是至理名言。

第二，在蒙學教材和教法的研究著述中，許多學者有著更多、更集中的對語文教學傳統經驗的梳理和開拓。盡管傳統的蒙學之教有許多腐朽的內容和落后僵化的教法，但仍有著“披沙見金”的價值。蒙館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教兒童認識相當多的字；一本《千字文》能從南北朝流行一千四五百年至清末，成為世界上現存最早、使用時間最久、影響最大的識字課本，這里就不能說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讀讀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你會感受到漢字文化的芬芳，對今天的識字教學大有裨益。翻閱崔學古的《幼訓》，你會覺得對于兒童識、讀、寫的指導不無高見。

另外，在我國古代不少詩詞作品中，也蘊藏了語文教學傳統經驗的信息。其中如陸游寫于慶元五年（1199）的《冬夜讀書示子聿》：“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功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他訓示其子要以古人為榜樣，不僅勤于讀書，重視“紙上得來”的書本知識，更要努力“躬行”實踐的學習經驗，即使在今天亦不失為至理名言。南宋朱熹的《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更是一直為人們所傳頌。以“源頭活水”來比喻讀書、做學問要“通而不塞”，不斷補充新知，使見識通達，頭腦清新，簡直是詩化的“朱子讀書法”。宋人陸象山的“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急要細思量”（《陸象山語錄》），更是直言“涵泳”的語文教學方法，提倡在細讀微吟、潛心會文中品味意會。

最后，我們還不可忽視了散見于古代“文論”、“詩話”中的一些語文教學見地。這方面的論述雖然說的是作文寫詩，但同樣是語文教學寶貴的傳統經驗。如清人劉大?在《論文偶記》中有一段話：“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這不僅指的是作文之理，同時也把簡約作為一項普遍的藝術法則來論說。由此我們會聯想到教師對語文教材的解讀，如何去品賞簡約之美；在當下，更會聯想到對課堂教學藝術的追求，如何摒棄太多的浮華形式和作秀的無效套路，“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去達到“冗繁削盡留清瘦”的課堂藝術至境。

1995年3月由趙樸初、冰心、夏衍、啟功、葉至善、陳荒煤、吳冷西、張志公、曹禺等9位德高望重的全國政協常委，在全國政協會上提出了“016號”提案，沉重地指出：“我國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罕有其匹的連續性形成了一條從未枯竭、從未中斷的長河，但時至今日，這條長河卻在某些方面，面臨中斷的危險。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任文化遺產在下一代消失，我們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應當說，在我國十分豐富、珍貴的文化遺產中，漢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的部分。因為它關系到作為民族文化載體的母語教學的承傳和發展。

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在接受一次訪談時曾說到：現在一般的人們，“太過年青現代化了，根本不知道過去傳統的教育方法是有多么的輕松愉快，使兒童們在歌唱舞蹈的氣氛中，達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說‘弦歌不絕’，就是這種境界”。這說明傳統的教學經驗并非都是腐朽落后的。對此，著名語文教育專家李伯棠先生在其所著的《小學語文教材簡史》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進行語文教學，教學生識字、讀書、作文，必須掌握兩條原則：一是要符合本國語言文字的特點，二是要符合學生學習本國語言文字的規律。……我們的前人，在長期的語文教學實踐中，在這兩方面，已經摸索出一些門徑，積累了不少經驗。這是我們語文教學中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繼承”。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盡管時序更新，歲月不同，但漢字、漢語的“根”沒有變。對于我國語文教學的傳統經驗，我們也應當思于斯、行于斯。

作者：周一貫

語文教學改革憂思錄

語文教學傳統的心在哪里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bianbian123.com/gaozhong/673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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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視野內尋找語文教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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