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新政：
范仲淹于慶歷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提出了十條改革主張：
①明黜涉，按官員的政績進行升遷。
②抑僥幸，限制恩蔭。
③精貢舉，改變科舉的內容和辦法，選擇“經濟之才”。
④擇長官，選好地方官。
⑤均公田，這主要是均地方官員的收入。
⑥厚農桑，采取措施發展農業生產。
⑦修武備。
⑧減徭役。
⑨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積欠的賦稅和大赦方面的內容。
⑩重命令，重視法令的制定和執行。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因為宋仁宗的年號是“慶歷”，故歷史上稱這次改革為“慶歷新政”。
曇花一現的慶歷新政：
1、背景：內憂外患
內憂：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
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已經統治了80余年，當時，北
2、目的：挽救統治。
3、時間：1043年
4、人物：仁宗、范仲淹、富弼
5、實施：
（1）中心措施：整頓吏治
（2）主要內容：
①改革文官：
改革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②嚴格恩蔭制：
限制中、上級官員的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③改革貢舉制：
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
④慎選地方長官：
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多者盡先差補。
⑤“減徭役”，重農桑：
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
6、結果：夭折。
失敗原因：
①觸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夭折。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呂夷簡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
②宋仁宗對改革者的懷疑，廢止新法。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
③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7、影響：
王安石變法的前奏。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北宋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
“北宋中期”：
一般認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北宋中期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
1、階級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
宋代建國后，宋太祖趙匡胤剝奪了功臣宿將的兵權，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鼓勵他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2）人民的負擔沉重：
人民的負擔有三，即繁重的賦稅徭役、連年戰爭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分成五等，鄉村上三等戶為“上戶”，是各類地主。四、五等戶稱為“下戶”，有少量的土地；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戶和客戶都要租種土地。地租根據具體的情況或對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沒有耕牛的佃戶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給地主。土地賦稅實行的是兩稅，夏秋兩季交納。從名義上說，客戶不交納兩稅。但他們要負擔各種名目的人頭稅，還要承擔各種徭役。上戶采取各種手段把賦稅轉嫁到下戶的身上。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3）各地農民起義不斷：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動起義，他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起義的隊伍發展到數萬人。同年12月，王小波犧牲后其妻弟李順為帥，主力軍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自稱大蜀王，年號應遠。推行一系列的打擊惡霸豪紳的措施，起義軍得到百姓的響應和支持。后來政府軍殘酷鎮壓了起義軍。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次起義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次起義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又爆發了。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注意；一般的農民起義都發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順起義則發生在北宋中期，可見社會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
宋太宗在滅北漢之后，曾經兩度出動大軍征遼，企圖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敗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對宋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3、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景?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官。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治集團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有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學知名的人士支持他。當時盡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罷官，但不斷有人上疏要求復用范仲淹，反對用“朋黨”的罪名堵塞言路。朋黨之爭實質是當時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勢力同守舊勢力的斗爭。
“北宋中期”四帝：
一般認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宋真宗趙恒（998－1022），宋太宗趙光義第三子，在位25年，宋真宗統治時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堅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北宋比較強盛，史稱咸平之治。在位期間，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良、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定澶淵之盟。這是宋朝向番方納歲幣換取和平的開始。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年），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1023年即帝位，時年13歲。1063年病死開封，享年54歲，在位41年。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時間最長，其間國家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
宋英宗趙曙（1032－1067年）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仁宗無子）。嘉?七年（1062）立為皇太子，封鉅鹿郡公。嘉?八年即帝位。體弱多病，繼位之初即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后雖親政，但于1067年病逝于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趙頊（1048～1085年），英宗長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由于改革操之過急，不得其法，最終失敗收場，不過神宗還是維持新法將近二十年。20歲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歲時病死，葬于永裕陵。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重，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社會動蕩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遼、西夏威脅；
（3）宋初空前強化君主專制集權，出現冗官、冗兵、冗費，形成積貧積弱局面；
（4）慶歷新政失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改革呼聲強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變法。
2、性質：
王安石變法是在不觸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對生產關系進行的局部調整，是社會改良性質的改革。
3、歷史地位：
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有利于社會進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學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變法是封建地主階級針對北宋統治危機進行的改革運動，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治危機，注定改革必然失敗。
4、積極作用：
（1）在經濟方面，使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2）在軍隊方面，節省了軍費開支，同時也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有效的解決了冗兵的問題。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養了大批學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變法使得宋朝的國力由弱轉強，一度扭轉了統治危機，積貧積弱局面有所改變，短期內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變法沒有觸動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治的危機。
（2）變法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為出發點，農民的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負擔依然沉重。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1、原因：
（1）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撓和破壞。（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變法后期的動搖。
（3）宋神宗死后，司馬光任宰相，廢除了新法。
（4）在變法過程中，由于用人不當，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2、啟示：
（1）改革是歷史發展的要求和產物。
（2）改革是革除社會弊政，促進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權和私利，因而會有阻力，甚至充滿了尖銳的斗爭。因此，改革者要有遠見卓識，行動要堅決徹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與變法失敗的關系：
在學問、道德與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這一點上，連他的政治夙敵也不得不肅然起敬。但他的變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當，一批有才無德的“小人”成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導致變法在執行時走樣，不得人心。
被稱為“護法善神”的呂惠卿是一個極有政治天賦的人物，王安石曾對他稱贊不已。熙寧初年王安石初為參知政事時，曾對宋神宗說：“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從新法的實行過程來看，安石此話不假，如果沒有呂惠卿的堅決支持，王安石的變法工作不會那么順利。然而，這只是一個方面，呂惠卿的弱點同樣非常突出，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狹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期間，呂惠卿這種自私的秉性暴露無遺，具體表現在：第一，為達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說王安石的壞話，損壞王安石的名聲；第二，排擠曾與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對此，沈括、韓絳等人很有意見；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親朋好友，如其弟呂升卿、呂和卿、妻弟方希覺等人，在呂惠卿政務期間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謀取私利，大肆置辦田產。
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鄧綰，也是一個典型的勢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罵由汝，好官須我為之。”從這句話可以想見其為人。但就是這種人，卻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鄧綰依靠高超的獻媚術，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龍圖閣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彈劾權，確實為王安石幫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見風使舵，誰有用就歌頌誰，誰無用就貶損誰。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期間，他見呂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呂惠卿的后面說王安石的壞話，儼然成為呂惠卿的忠實信徒。王安石復職后，鄧綰又極力掩蓋自己的行為，故意拉開與呂惠卿的距離，甚至又說起呂惠卿的壞話，“奮力”揭發呂惠卿私置田產等不法行為。鄧綰的露骨做法不僅使宋神宗很生氣，連王安石也覺得此人太沒有原則性。宋神宗厭惡其為人，親自下令罷免了鄧綰的官職。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辭職，結束了他的變法生涯。
在識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當的書呆子氣，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認為他周圍的人也是君子，他的這一缺點對變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變法期間，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銳官員都被人們視為“小人”。在王安石罷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退居江寧養老時，才逐漸對此有所認識，但那時已經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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