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輪考點梳理】
1．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晚清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民族工業的興起及初步發展；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資本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近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物質生活和社會習俗的變化；交通、通訊工具的進步；大眾傳媒的發展）。
3．現代中國經濟建設與道路探索（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從經濟到市場經濟；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二輪知識歸納】
考點一：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一）晚清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民族工業的興起及初步發展
A．新人教版——近代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
自然經濟的逐漸解體：鴉片戰爭后，洋紗首先涌人中國東南沿海的市場。因其質優價廉，取代土紗，使中國家庭棉紡織業的“紡”與“織”分離。隨后，洋布輸入，取代土布，又使中國農家的“織”與“耕”分離。這樣，越越多的農民購買洋紗洋布，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在中國大部分農村，自然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列強大量收購中國的農副土特產品，其中以絲、茶為大宗。它們操縱著絲、茶市場，使中國絲、茶生產服從于國際市場的需要，日趨商品化。絲、茶等農產品大量出口，減少了它們在農業經濟中的自給自足的成分。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同時瓦解著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
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窘境。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在不改變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進的科技，維護清朝統治。這部分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在中央以恭親王奕?為代表，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左宗棠和張之洞為代表。從19世紀60—90年代，他們掀起一場洋務運動。19世紀60年代，洋務派打著“自強”的旗號，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李鴻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滿洲貴族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制造局。由于財力不足，從19世紀70年代起，洋務派又打出“求富”的旗號，創辦了一批近代民用工業，以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其中，主要有李鴻創辦的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和湖北織布局。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起，洋務派開始籌劃海防，10年之間，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為了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洋務派還創辦了京師同館等一批新式學堂，培養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又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開近代教育的先河。清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但是，洋務派引進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第一批近代企業在洋務派倡導下出現了，它們對外國的經濟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對本國封建經濟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鴉片戰爭以后，外商陸續在通商口岸私自設廠。受外商企業豐厚利潤的刺激，受洋務派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誘導，一些官僚、地主、商人，開始投資創辦近代企業。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誕生了。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如上海的發昌機器廠、廣東南海的繼昌隆繅絲廠、天津的貽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使用機器、雇用工人，進行生產。它們的出現，說明在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
B．人民版——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
鴉片戰爭后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興起的條）：鴉片戰爭前夕，中國自然經濟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解，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但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國家擴大侵華，由于輸入的洋貨物美價廉，不少中國土貨滯銷；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衰敗，標志著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西方侵略者控制了中國海關，增開了更多通商口岸，又獲得了內河航運和內地通商等權利；外商在華私自設立的工業、金融業、商業和航運業等企業也迅速發展——中國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進一度加快。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災難和促進并存）：一方面對自然經濟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削弱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使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有了一定的發展；經營對華貿易的洋行大量增加；買辦和買辦化的商人開始出現，貿易中心由廣州轉移到上海。（洋行——早期外資公司。買辦——殖民地半殖民地里替外國資本家在本國市場上經營企業、推銷商品的代理人。）總之，由于資本主義的入侵，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和商品市場，促進了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
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產生時間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產生標志是洋務派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和民用工業企業。產生途徑：洋務派的官辦企業；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買辦、商人、華僑等投資于近代工礦企業；原的部分手工工場開始采用機器生產，轉變為近代工礦企業。產生地區：首先在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出現。代表企業：方舉贊、孫英德，上海虹口，發昌機器廠；陳啟，廣東南海，繼昌隆繅絲廠。
近代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發展原因（外侵、內放、人心）：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加深，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為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某些客觀條；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刺激下，許多人紛紛呼吁“設廠自救”、“實業救國”。重要代表：張謇（jiǎn）（狀元實業家），大生紗廠等企業。第一個發展高潮：從甲午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出現了第一個高潮。地位和影響：初步發展的民族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了一股新氣息（中國民族工業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所壯大，登上了救亡圖存的政治舞臺）。
C．岳麓版——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
經濟結構的變化：鴉片戰爭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一直占統治地位。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構成社會經濟穩固的基礎。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用的大部分手工業品。這種經濟結構通常以家庭為單位，其特點是耕織結合。鴉片戰爭后，在外國商品的沖擊下，傳統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小農經濟開始解體。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沖擊著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國逐漸依附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淪為列強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鴉片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而且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
洋務運動與官辦企業：19世紀50口60年代，清政府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重要性，發起了一場旨在“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1861年，曾國藩（1811—1872）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官辦的軍用企業——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中國人自行設計制造的第一臺實用蒸汽機在安慶內軍械所問世，標志著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1865年，李鴻在上海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一家官辦軍用企業。洋務派創辦的軍用企業存在很多弊端（如生產消耗高而效率低），嚴重地制約著自身的發展。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提出了“寓強于富”的口號，開始創辦民用工業。1881年投產的開平煤礦是中國第一個使用機械開采的煤礦。在此之前，通商口岸所需的煤炭幾乎全被洋煤所壟斷。開平煤投入市場后，由于質優價低，中外爭相使用，達到了分洋利的目的。不僅如此，它還給附近地區提供了廉價燃料，促進了其他工業的發展。盡管洋務企業在興辦過程中存在種種問題，也未能真正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但是，它對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卻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民族工業的出現和艱難發展：19世紀70年代前后，在外資企業和洋務派創辦工業的刺激和影響下，民間出現了以上海發昌機器廠、廣東繼昌隆繅絲廠、天津貽牟機器磨坊為代表的一批民族工業。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并于1903年設立商部，獎勵工商。由此，社會上興起一股實業救國的熱潮，涌現出張謇、榮宗敬、榮德生等一批實業家。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路礦利權，中國人民掀起了收回利權運動，引發了振興實業的又一個高潮。棉紡織業作為傳統工業部門，發展尤為迅速。中國民族工業在夾縫中生存，步履維艱，發展緩慢。列強利用他們雄厚的資金、強大的技術優勢和在中國攫取的特權，壓制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清政府高額征稅、敲詐勒索，又增加了企業的產品成本，使民族工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有時候，民族工業還不得不依賴于外國資本主義，或者尋求本國官府的庇護。
（二）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A．新人教版——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甲午中日戰爭以后，列強爭相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瓦解中國的自然經濟。清政府為擴大稅，解決財政危機，放寬對民間辦廠的限制。民間出現辦廠熱潮。到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甲午中日戰爭前30年間，民族資本的總額只有680萬元，而甲午中日戰爭后3年間，民族資本的總額就增加了一倍多。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表現為商辦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而且還表現出由沿海向內地的擴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短暫的春天：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獎勵發展實業，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近代企業的熱情。各種實業團體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較著名的有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等。海外華僑也競相投資國內工商業。那時，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此伏彼起。特別是1915年為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掀起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群眾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列強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這些因素使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夾縫中的民族工業，獲得一個迅速發展的短暫春天。1912—1919年，新建廠礦企業470多家，投資近億元，再加上擴建企業，新增資本達到1.3億元，相當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其中，面粉業和紡織業發展最快，化工、皮革、卷煙等行業也有相當發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列強卷土重，整個中國民族工業又迅速蕭條。
曲折的發展：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政府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鼓勵發展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1927～1936年，民族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無論是原較為發達的棉紡織業和面粉業，還是新興工業部門，如化學工業、橡膠工業，都有較大發展。制堿工廠在1927—1936年建成了15家。1931～1935年，制成的堿除滿足國內需要外，還出口日本和朝鮮半島。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國民生產總值逐年增長。中國國民 生產總值，1935～1936年，年增長8．86％；增長速度創歷史最高紀錄。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民族企業遭受空前殘酷的打擊。在淪陷區，不及內遷的民族企業，或被日軍所毀，或被日軍吞并。僅1937年8月—1938年3月，上海被日軍摧毀的工廠就超過兩千家，損失超過八億元。在華北，日本采取“軍管理”辦法，將中國民族企業整個吞并。在國統區，國民政府實行戰時體制，強化對經濟的全面控制。這雖然是出于抗戰需要，但是國民黨官僚階層卻借此控制經濟命脈，壓榨民族企業，從而使官僚資本迅速膨脹，民族資本日益萎縮。抗戰期間，國統區的工業中心重慶，僅1943年停產的工廠近三分之一，煉鐵廠停產超過四分之三。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為取得美國援助發動內戰，不惜大肆出賣國家主權。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美國取得了在華的政治、經濟等特權。美國商品大量涌人中國市場，排擠國貨。官僚資本也進行經濟壟斷，擠壓民族企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到內外雙重的打擊。以江浙蠶絲業為例，抗戰勝利后，官僚資本接收華中、華東一帶敵偽的蠶絲廠，成立了中國蠶絲公司，強行規定蠶農只能把蠶繭賣給這個公司，致使江浙民營蠶絲業一蹶不振。國民政府還不斷增加苛捐雜稅，并濫發紙幣，導致通貨急劇膨脹，造成原料昂貴而產品滯銷，民族工業陷入絕境，工廠、礦、店鋪紛紛倒閉。
B．人民版——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民國初期的興辦實業潮（短暫的春天、進一步發展）（1912—1919）：歷史背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為民族工業地發展掃清了一些障礙；中華民國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一系列發展實業的法令，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近代工業的熱情；1915年因反對“二十一條”而掀起的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對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促進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經濟侵略，在客觀上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也可歸納為“辛亥革命的鼓舞”、“反帝運動的推動”、“歐洲列強暫時放松經濟侵略”）。發展概況：發展實業的團體多，幾乎遍及所有省區；新建廠礦企業和新增資本多，超過過去半個世紀的成就；紡織業、面粉業發展最快。發展特點：分布上沿海地區為主；行業上（經濟結構上）輕工業為主；比例上外國資本、傳統經濟形式（自然經濟）為主；時間上曇花一現。
國民黨統治前期民族工業的短暫發展（短暫發展）（1927—1936）：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南京國民政府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鼓勵發展工商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時間，1935年；目的，為了防止白銀外流；主要內容，紙幣法定、白銀國有；意義，對防止白銀外流、穩定金融市場、促進物價回升、刺激生產復 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國人民的的反帝愛國運動蓬勃發展，廣大群眾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行動也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不利因素：官僚資本憑借國家政權巧取豪奪，加強對民族工業的控制。
國民黨統治后期民族工業發展的困境（發展困境）（1937—1949）：全面抗戰時期（1937—1945）：日本侵華戰爭的破壞和野蠻的經濟掠奪；國民政府實施戰時經濟體制，強化對經濟的全面控制；大量內遷的民族工業也促進了西南、西北地區民族工業的發展，改變了民族工業的布局。抗戰勝利以后（解放戰爭時期）（1946—1949）：國民黨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給經濟發展造成極大的破壞；國民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使民族工業遭到致命的打擊（在百業蕭條的中國，唯一仍在開足馬力生產的工業就是鈔票印刷業）；美國對中國經濟侵略，是造成民族工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新的不平等條約，“新二十一條”）；官僚資本的壓迫是民族工業陷入困境的又一個原因；繁重的捐稅負擔，給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C．岳麓版——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期”：民國建立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市場經濟比較活躍，進人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民國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激發了他們振興實業的熱情。政府實行有利于發展經濟的政策，也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民國政府倡導使用國貨。1914年，農工商部向各省發出長篇通飭，提出歐戰正是“工商業發達之轉機”，公布《維持工廠辦法大綱七條》，規定糖類、棉毛織物等數十種制造廠家，均在維持之列。此后，農工商部又多次發出訓令，要求所有公共機關的日用消耗品一律專購國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國對華商品輸出減少，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群眾性的反帝愛國斗爭，也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紡織業、面粉業和卷煙業等輕工業迅速發展。重工業和新興的民族工業——化學工業也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范旭東被稱為中國化學工業的代表人物。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基本實現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得到上海、江蘇、浙江等發達地區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如扶植民間輕工業、統一貨幣、關稅自主等，使民族工業在十年間得到了更快發展。
侵華日軍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抗戰爆發后，日本侵占大片中國國土。日本侵略軍強行劫奪中國的工廠、礦，許多沒得及撤退出淪陷區的民營企業都被日軍以“軍事需要”為名霸占。日軍還把淪陷區變成服務于侵略戰爭的軍事和工業基地，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民族工業。1940年10月，日本內閣通過《國土設定綱勤，提出所謂“適地適產主義”。具體地說，它就是在日本本土著重發展軍事工業、機械工業和精密工業；在中國東北由偽滿洲國著重發展電氣工業、礦業、部分機械工業和輕工業；在華北著重開發礦業、鹽業；在華中則容許存在一些輕工業。“適地適產主義”意在將淪陷區經濟完全納入日本的戰時經濟體系之中。經濟掠奪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主要目的。日本對淪陷區工礦業的掠奪與控制主要是采取“軍事管理”、“委托經營”等方式。日本還控制和壟斷了淪陷區的金融和內外貿易，對各類物資實行嚴格管制。物資管制制度便于日偽政權以低價收購的方式進行物資掠奪，也極大地限制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生存空間。日本還在淪陷區掠奪大量勞動力，嚴重破壞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據統計，從1937年到1943年，從華北被驅趕到偽滿洲國的工人和農民共有389萬余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送到日本從事各種繁重勞動的中國工人和被俘士兵有十六七萬。
民族資本的困境：民國時期，民族資本在發展過程中還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重壓。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外國資本紛紛卷土重，它們憑著雄厚的實力，利用跌價競爭等方法給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很大壓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為抗戰做經濟上的準備，開始集中國家的經濟力量，為此實行了一些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一些當政的腐敗勢力滲入其中，把部分國家資本占據為官僚資本。至抗戰中后期，官僚資本的勢力不斷擴大。官僚資本家憑靠手中的權力推行“經濟統制”政策，通過統購統銷及專賣制度攫取了大量的財富，使民族工業遭受重大損失。官僚資本還不斷以資金人股的方式滲透到民族工業中去，對民族工業進行侵蝕。
（三）資本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A．新人教版——無
B．人民版——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
在夾縫中求生存（遭受壓迫）：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是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的，它從一開始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與剝削。外國資本主義壓迫：外國侵略者曾采用限制中國機器進口的方法，力圖阻止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外國侵略者利用在華攫取的種種特權，通過控制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等手段，大量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直接摧殘了中國的民族工業；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減免大量美國商品的進口稅，美貨洶涌而至，中國民族工業受到嚴重排擠和打擊。本國封建勢力壓迫：清政府、國民政府采用苛捐雜稅勒索民族工業企業，極大地加重了民族工業企業的負擔。國民政府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國民政府大舉內債和濫發紙幣，嚴重地阻礙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國民政府和官僚資本還以直接投資、加入官股或收買、敲詐甚至沒收等方式公開吞噬民族企業。
在斗爭中求生存（參與斗爭）：積極參加斗爭：1928年，濟南慘案后，全國反日會通過拒絕買日貨、拒絕用日鈔、拒絕乘日輪的決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上海銀行、錢業兩公會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團結御侮；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民族資產階級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軍抗戰；1933年長城抗戰爆發后，各地工商界人士開展捐款購機運動。斗爭的局限性：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由于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對中外反動勢力有一定的依賴性，斗爭具有妥協性。
C．岳麓版——無
A．新人教版——物質生活與習俗的變遷
動蕩中變化的近代社會生活：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物質化生活與社會習俗多沿襲傳統。從當朝皇帝到達官貴人，穿長袍馬褂，吃滿漢美食，住深宅大院；平民百姓則粗食布衣，住普通民居。當時，無論服飾是否華麗，都以中國自產棉布、絲綢縫制；無論食物是否精美，都為各地自產之物。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開店、辦銀行，還舶一些洋貨，西方化逐步滲透到國民生活中。“洋布”“洋裝”漸漸進人中國城市百姓生活。辛亥革命以后，孫中結合中西樣式設計的中裝，受到新派人士的歡迎。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服裝更是五花八門，有人穿西服，有人穿粗布大衫，還有人穿旗袍，學生裝在青年人中成為化教養的象征，而仿照歐洲風格的裙子也流行于大城市中。中國傳統飲食十分豐富，各地城鎮中多有地方特色的飲食習慣，如南方人喜吃米飯、海鮮；北方人喜歡面食、肉類。各地還有一些風味點心或菜肴。鴉片戰爭后，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開始出現西餐館，還有面包房、咖啡店，吃西餐成為有錢人的一種時尚。隨著中國開設通商口岸越越多，在中國沿海和內地的大城市，設立了外國人的使、領館區。西方建筑樣式在中國傳統民居中引人注目，一些官員和商人也建起歐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近代中國社會風俗也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戊戌變法時的維新派，主張“斷發易服”“廢止纏足”，并改革傳統的婚姻制度。辛亥革命前后，“斷發易服”具有了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國時期，政府頒布剪辮易服和廢止纏足等法令。在大城市里，婚喪儀式由繁瑣愚昧，改為簡約明。與大城市相反，近代中國的廣大農村仍處在落后、封閉的狀態。農民依然過著貧窮的生活，遇到災荒，流離失所，凍餓而死于路途中是常有之事。傳統的風俗習慣，在農村堅若磐石地沿襲下。
新中國社會生活新風尚：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當家作主。農民分得土地，城市解決勞動就業問題，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從20世紀50—70年代，勤儉節約、無私奉獻，是中國社會風尚的主流。人們衣著樸素，食物比較簡單，城市住房總體看比較擁擠，家具陳設只有床、飯桌、椅子等必需用具。那時候，由于物資比較匱乏，許多生活必需晶要憑票證計劃供應。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但總體比較低。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把實現小康作為經濟建設的奮斗目標。隨著現代化建設的蓬勃發展，人們的衣食住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服裝顏色從灰藍色調為主變為五彩繽紛，從單一款式走向多樣化。由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生產力，糧食產量逐年提高，到1987年，中國已基本解決了過去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政府還倡導“菜籃子工程”，豐富的蔬菜、肉蛋、海鮮擺上了百姓的餐桌。近十多年，人民的住房狀況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高樓鱗次櫛比，人均居住面積逐年增加。農民紛紛興建新房。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樓房比比皆是。1995年，國家在城鎮啟動了“安居工程”，讓中低收入的職工能以較低價格買到合適的住房。目前，不少人已不僅僅滿足于住房的寬敞，更追求家居內部陳設的舒適、外部環境的優美。改革開放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政府延長節假日休息時間，休閑娛樂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更多地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外出旅游，等等。休閑方式的多樣化，體現了生活質量的提高。注重環保、講究衛生、賑濟災區的社會風尚，也在逐步形成。
B．人民版——物質生活和社會習俗的變遷
變化中的男女服飾：鴉片戰爭后，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開始，從西方傳入的化、生活方式推動了中國人的個性解放，首先體現在服飾上擺脫舊的束縛（開始由拘謹、保守、呆板、等級森嚴，逐漸向美觀、適體、方便、平民化轉變）。中國近代服飾變化（晚清至民國時期）：中西服飾并存——長袍馬褂是近代男子的通常服飾，20世紀上半葉仍然流行；西裝在鴉片戰爭后傳入中國，民國成立后流行開。中裝——中裝是在廣泛吸收歐美服飾優點的基礎上形成的；孫中設計出了一種直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定名為中裝；此后幾十年，中裝成為中國男子的標準服裝。旗袍——晚清普通婦女的著裝寬松肥大，遮蓋了女性的曲線；接觸西式服裝之后，女性服裝開始向合身適體、短袍窄袖的方向發展，旗袍是這方面的典范；20世紀20年代之后，旗袍成為城鎮新潮女性的日常著裝。中國現代服飾變化（新中國成立后）：新中國成立后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裝和以列寧裝、連衣裙為特征的蘇式服裝成為人們的普遍選擇；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軍裝和“干部服”盛行，藍、綠、黑、白成為服裝的主要顏色；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對服飾的要求開始由穿得暖向穿得好、穿得時尚、穿得個性過渡。
并行于世的中西餐：魯菜、粵菜、川菜、淮揚菜影響最大，統稱為四大菜系；一個菜系的形成和它所在地區的歷史、化是分不開的；同時也受到這個地區的自然環境、氣候條、資特產、風俗習慣等的影響。到了清朝末年，四大菜系的特色愈加鮮明；魯菜嗜蔥蒜、川菜嗜辛辣、粵菜嗜清淡、淮揚菜嗜糖。19世紀40年代起，西方人大批華，西餐隨之傳入中國，中西餐并行于世。中餐重色香味美；西餐重營養搭配。西餐中常用的原料開始大量進入百姓餐桌；西式糖果糕點與飲料受到國人的歡迎；專門生產西式食品的食品廠開始出現；西菜、西點逐漸成為國人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
居室建筑的演進：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因自然條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樣式；傳統的民居是中華傳統化的載體；四合院是中國北方地區的典型民居，普通居民的住房以四合獨院為主。鴉片戰爭后，在租界等外國人集中居住區，西式住房開始大量出現；20世紀30年代前后，京、津等地開始出現完全歐化的新式住宅（其命名也開始改用“新村”、“花園”、“別墅”、“公寓”等）；在天津、上海、廈門等沿海城市，出現了以中西合璧為典型特征的毗連式房屋；西式的家具陳設（如沙發、茶幾、寫字臺、穿衣鏡、座鐘、掛表等），也受到人們的歡迎。
習俗風尚的變革：社會政治經濟化等發生巨大變革（或時代巨變）都會對社會習俗變革產生重大影響（如辛亥革命、新化運動、新中國的成立以及改革開放等）。在古代社會，締結婚約憑借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近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青年男婦開始反對包辦婚姻，主張婚姻自主；婚禮開始刪繁就簡，仿效西方的新式婚禮。新中國成立后，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成為一種時尚。19世紀末20世紀初，喪禮趨于簡化，出現了有西方色彩的新式葬禮，一些城市還建立了殯儀館與公墓；農村中更多的仍是實行傳統喪禮；新中國成立后，殯葬風俗由土葬開始向火葬改革。民國成立后，開展了剪辮（剪男性長辮）易服（不穿滿清官服）、迫令放足（禁止女性纏足）、破除神權、反對迷信等活動。公歷在官方活動中得以實施。點頭鞠躬取代了傳統的跪拜作揖，握手逐漸成為社交場合的常見禮節。舊道德、舊禮教遭到批判。女子在獲得受教育權利的同時，也開始走出家庭，步入社會。
C．岳麓版——新潮沖擊下的社會生活（一）、經濟騰飛與生活巨變（一）
“斷發易服”：鴉片戰爭前后，西式服飾傳人中國，民間仿效之風悄然興起。長袍馬褂與西服革履并行不悖，成為近代社會特有的景觀。民間服飾變革之風對官定服飾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迫于時勢，清政府不得不實行改革。民國期間，政府仿照西方各國，頒布了男女禮服的形制。隨著法令的推行，新服飾迅速走向社會中下層民眾。人們根據各自的生活方式、審美情趣和經濟能力，隨心所欲地選擇服飾。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促成中國服飾的改良。中裝和旗袍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斷發”和不纏足運動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1910年，清政府頒布準許自由剪發的法令。辛亥革命之后，民國政府發出《剪辮通令》，結辮陋習至此革除。同治、光緒年間，中國留學生在西方化環境的影響和刺激下，紛紛“改裝去辮”。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建議“斷發、易服、改元”，但終因變法失敗而未能實現。不纏足運動先于“斷發”，但是完成時間較晚。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下，維新人士倡導發起女權運動。康有為在廣東南海首創《不纏足會草例》，其后與康廣仁等在廣州正式成立了“不纏足會”，并逐漸推廣，新學堂則以不纏足為基本的入學條，不纏足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
移風易俗：在綱常禮教束縛下，古代中國人形成了一套體現貴賤尊卑的日常禮儀。清代禮儀根據身份與場合，分三跪九叩、長拜作揖等，陳腐而刻板。民國之初，為了體現民主共和精神，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布廢除跪拜、作揖等禮節，代之以鞠躬、握手。禮儀的簡化，顯示出平等、自由等明精神。新化運動和國民革命洪流，推動了近代婚姻的變革進程。婚姻風俗的變革主要發生在通商口岸的知識層以及官宦人家，廣大的內地和農村地區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厚葬風氣相沿成習，變化最為遲緩。19世紀中期，西方明、衛生、簡潔的喪葬禮儀引起了國人注目。近代社會生活的變遷是在西方物質明和民主思潮影響下發生的。這些變化反映著社會物質明的進步，折射出人精神和民主意識，有些還成為婦女解放的重要標志。由于中國近代政治經濟發展的極端不平衡，在廣大內地農村幾乎看不到新生活氣息，閉塞和貧窮依然是下層民眾普遍的生存狀態。
從數據看滄桑巨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也不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到1978年，經過近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進步，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位列很多發展中國家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涌動改革春潮。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民經濟的增長大大縮小了中國與當今世界最發達國家的差距。根據國際權威組織公布的資料，1990年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在發展中國家中排名第二。到2001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位，在發展中國家中排名第一。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四位，已經超過法國和英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最終體現在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上，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開始向小康邁進。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力爭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2007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增強發展協調性，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化，是指人口、用地和經濟、化、生活模式由農村型轉向城市型的過程，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新中國成立以，我國城市化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前，城市化進程十分緩慢。改革開放以，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1978—2000年，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63個，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36．1％。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城市區域化的傾向，形成城市群的雛形。目前已初具規模的有：以滬寧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廣州、深圳、珠海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為中心的北京城市群等。這些城市群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為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提供依托。進入21世紀以，我國城市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02年政府提出實施積極的城市化戰略，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樣化城市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市體系。
時尚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意識、市場意識、效率意識成為很多中國人行動的指南。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憑票供應肉、蛋、油到各種美味食品應有盡有，以至于“減肥”成為時尚；從騎自行車出門到開私家車遠行，“自駕游”成為時尚。人們也日益講究穿戴，注重衣服的面料、質地、花色、款式和品位。生活時尚的變化，還表現在人們居住條的改善以及由此引發的“裝修熱”上。很多城市出現花園式住宅，綠地面積達50％。在農村，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房屋大幅度增加，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裕地區，農民普遍住上了樓房，安裝了電話，配備了家用電腦，衛生設施也不斷改進。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城市居民興起 “裝修熱”，表明“遮風避雨”的住房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人們對居住環境有了更高要求。社會的流行語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既有新創造的詞語，又有外詞匯，也有港臺語言和各地方言的影響。一段時間里，說港臺語成為時尚。流行語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社會生活時尚在不斷更新。
（二）交通、通訊工具的進步
A．新人教版——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的進步
鐵路與公路：在中國，傳統的交通運輸工具，因地區而異。南方多水路，船是主要運輸工具；北方多旱路，人們以乘坐馬車為主。此外，平民百姓若想外出，多為步行。因此，近代以前，在地域遼闊的中國，官員上任，百姓遷徙，多以月甚至年計算行程。19世紀70年代，外國商人擅自修筑從吳淞口到上海的淞滬鐵路，不久就被拆除。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從唐到胥各莊的鐵路。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已建成多條鐵路，奠定了中國近代鐵路網的基本格局。20世紀上半葉，中國鐵路建設進展緩慢，特別是西北、西南與內地之間，基本沒有鐵路交通。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建成寶成、蘭新等鐵路，加強了內地與西北、西南地區的溝通。20世紀90年代，國家更投入巨額資金，加快鐵路建設。到“九五”期末，中國的鐵路營運總里程已躍居亞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新中國不僅在鐵路建設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在機車的制造方面也有很大進展。在不斷改進機車和對鐵路進行技術改造的基礎上，1997年以全國鐵路實現了幾次大提速，大大提高了運行效率。20世紀初，汽車開始出現在上海等大城市，成為權貴、富紳的代步工具。隨之，外國近代筑路技術傳人中國，民國時期陸續修建了一些公路，但由于當時政治腐敗、民生凋敝，加上汽車和油料幾乎全部依賴進口，公路交通發展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國成立以后，建起汽車制造廠，公路運輸也獲得較快發展。全國建立起比較密集的公路網，在黃河、長江等急流阻隔的江河上架設了一座座公路大橋，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許多偏遠閉塞的區也通了汽車。
水運與航空：鴉片戰爭后，輪船進入中國，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設立輪船公司，控制中國水上運輸。19世紀70年代初期，洋務派創辦輪船招商局，打破了列強在中國的壟斷局面。后，各大口岸相繼涌現出一批輪船公司，推動了中國水上交通業的近代化進程。新中國成立后，由國家統一管理的輪船運輸業，獲得較快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鐵路、公路和民航事業的快速發展，輪船運輸業開始萎縮，一些航線被取消，有的則轉向高檔旅游服務業。1909年，旅美華僑馮如制成中國第一架飛機，標志著中國航空事業的開始。1920年，中國首條空中航線——北京至天津航線開通，中國民航拉開了序幕。到1949年，中國民航共有國內外航線52條，航線總長度近八萬千米。新中國成立初期，乘飛機有種種限制，民航發展有限。改革開放以后，逐步放寬并最終取消了這些限制，乘飛機出行的人越越多，航線和航班也不斷增加。現在全國各大城市和一些中等城市、旅游勝地都有航線，并與世界許多國家的大城市設有直通航線。中國已成為世界民航大國。
通訊工具的變遷：19世紀70年代，丹麥的電報公司私自把電報線架設到上海，建起一個電報機房。隨后，福建巡撫在臺灣主持架設中國第一條有線電報線。從此，清政府開始在各省架設有線電報線路，形成四通八達的電訊網絡。20世紀初，上海崇明還裝置無線電臺，設立無線電報局。后，無線電臺也在各地陸續開設。不過，當時有線電報主要用于軍事，無線電報則供官商通報；普通百姓很少使用。1875年，上海招商局架設電話線，開通第一部電話。19世紀80年代，外國開始在上 海設立電話公司。20世紀初，清政府在南京開辦第一個電話局，開通第一部市內電話。此后，電話的發展非常緩慢，到1949年，全國電話容量只有37萬門，電話用戶26萬戶，普及率僅0.05％。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不斷增加對電訊事業的投資，逐漸形成全國電訊網絡。改革開放以后，電訊產業快速發展。到2003年末，中國擁有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數量躍居世界第一位。電話由奢侈晶變成日用品，成為百姓離不開的生活幫手。近年，人們還通過互聯網，發送電子郵。通訊工具的變遷和電訊事業的發展，使信息的傳遞變得快捷和簡便，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
B．人民版——交通和通信工具的進步
交通工具的更新：進入的近現代社會之后，交通工具的更迭加快了速度；傳統的交通工具（轎子、馬車、帆船等）逐漸被新式交通工具（人力車、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取代。人力車是近代城鎮中重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車又稱腳踏車，19世紀中后期傳入中國；20世紀50年代以后，自行車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代步工具，中國有“自行車王國”之稱。改革開放以，摩托車逐漸成為城鄉居民的又一重要交通工具；城市出租汽車行業發展迅速；家庭汽車越越多地進入尋常百姓家。水運：1865年4月，中國建成自行設計的第一艘輪船；創辦于1872年的上海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航運企業。陸運：19世紀末20世紀初，收回鐵路利權運動蓬勃開展，中國鐵路建設較快發展；新中國成立以，鐵路、公路交通進入一個新的時期；1969年北京地鐵開始運營，結束了中國沒有城市地鐵的歷史；2003年投入商業運營的上海磁懸浮列車專線，是世界上第一條商業化運營的磁懸浮列車專線；2006年青藏鐵路全線貫通，是中國鐵路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空運：中國的民航事業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30年代中期已形成覆蓋大半個中國的航空網；新中國成立后，全國所有省份實現了飛機的運營。
郵電通信設施的逐漸完善：19世紀中葉，中國處于依靠驛站和民信局通信的落后狀態。郵政的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從試辦到正式辦理（1866年海關開始試辦郵政——1896年“大清郵政局”正式成立）；辛亥革命后，進一步擴展（大清郵政改稱中華郵政）。電報的發展：1877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在臺灣架設電報線，成為中國人自辦有線電報的開端；無線電報自1906年在中國開始使用以，除了國內無線電報外，還開設了國際無線電報業務。電話的發展：1882年，電話傳入中國（德律風，telephone）；民國成立后，電話線路繼續增加；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成立，開創了郵政和電信合一的新時代；20世紀80年代之后，通信技術和通信網絡發展迅速。截至2003年底，中國電話用戶總數已超過五億戶，居世界第一位。交通和通信事業發展的影響：促進流通和傳遞；加速城市化進程；改變生活和觀念；推動經濟與社會。
C．岳麓版——交通與通訊的變化
鐵路，更多的鐵路：中國近代化之路充滿荊棘。鐵路是交通（道路郵傳的總稱）運輸建設的重點，因速度快、運力大、費用低廉而便于國計民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動脈。1881年，中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唐開平至胥各莊鐵路在一片反對聲中建成通車。由于地近京畿，引起朝野關注，引發了長達十余年的鐵路之爭。1888年，總長2000米的宮廷專用鐵路落成。火車輪下伸向遠方的雙軌、風馳電掣般的速度、歡快的轟鳴，畢竟昭示著新時代的到。19世紀90年代末，反對之議已波瀾不興。甲午戰爭以后，列強激烈爭奪在華鐵路的修筑權。其結果，一方面迫使清政府放棄自主修路的權利；另一方面也促使清朝官員改變觀念，認識到修路的急迫。修鐵路，修更多的鐵路成為中國人救亡圖存的強烈愿望。1905年，中國工程師詹天佑設計施工的京張鐵路建成通車，成為中國鐵路史上的里程碑。到1911年，全國鐵路雖然總長9292千米，但其中半數以上由外國修筑并控制，清政府自主所修鐵路僅5574千米。民國以后，各條商路修筑權收歸國有。由于政潮迭起，軍閥混戰，社會經濟凋敝，鐵路建設始終未人正軌。
水運與航空：交通變化還包括輪船航運、航空以及郵傳通訊。1872年，近代第一家輪船航運公司——輪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標志著中國新式航運業的誕生。1900年前后，民間興辦的各種輪船航運公司近百家，幾乎都是在列強聯手壓價、競爭排擠中艱難求生。民國以后，這種情況還是沒有多少改觀。中國航空事業起步于1918年。當時附設在福建馬尾造船廠的海軍飛機工程處開始研制水上飛機。同年，北洋政府在交通部下設“籌辦航空事宜處”，先后擬訂以北京為中心的五大民航線路。此后十年間，航空事業獲得較快發展。
從驛傳到郵政：鴉片戰爭以后，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地區設立“領事郵政代辦所”，專門處理各國在華郵政業務。1896年，“大清郵政局”宣告成立。此后清政府又設立郵傳部，郵傳正式脫離海關。民國時期郵政進一步發展。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驛站。1920年，中國首次參加萬國郵聯大會，簽訂一系列相關國際郵政條約。數年后，外國在華開辦的“客郵”一律被撤銷。1877年，福建巡撫在臺灣架設第一條電報線，成為中國自辦電報的開端。僅短短數年，電報線遍及各省，民用電報事業也普遍開展。民國時期戰亂頻仍，電報電信事業一度發展緩慢，直到20世紀30年代情況才發生變化。新式交通促進了經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通訊手段和出行方式，還一定程度地轉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交通近代化使中國同世界的聯系大大增強，使異地傳輸更為便捷，促進了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也使人們的生活多姿多彩。
（三）大眾傳媒的發展
A．新人教版——大眾傳媒的變遷
報刊業走向繁榮：19世紀中期前后，外國人開始在華辦報，比較著名的有《中國叢報》和《萬國公報》等。自19世紀70年代起，陸續出現一些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這些報刊主要是介紹、發表評論或討論商情。戊戌變法前后，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越越多，且多反映社會思潮。先是維新派在報上發表，宣傳維新思想；后，革命派創辦報刊，同維新派展開論戰。新化運動時期，先進知識分子利用報刊大力宣傳民主科學思想。中國報刊業呈現出繁榮景象。20世紀前期，中國共產黨先后創辦《共產黨》《紅色中華》《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政論性報刊，同國民黨控制的《中央日報》等報刊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為奪取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日報》《紅旗》等黨報黨刊成為宣傳黨的路線、政策和方針的主要輿論工具，而《光明日報》《匯報》等其他類型的報刊，在介紹學術化、社會生活方面，內容比較豐富。改革開放后，我國報刊業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除了黨報黨刊繼續發揮主導宣傳作用外，各種專業性、娛樂性報刊也如雨后春筍般創辦起。各報刊把真實、及時、客觀和講求新聞價值作為自己的發展方向，普遍擴 大信息含量，拓寬報道領域。
影視事業的發展：19世紀末，西方出現了電影。不久，電影傳到中國。1905年，中國人自己攝制的電影《定軍》首映成功，中國電影事業開始起步。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電影迅速發展，并走向成熟，在30—40年代，誕生了一批蜚聲海內外的進步影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工農生活和革命戰爭題材紛紛被搬上銀幕，成為電影主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電影走向輝煌，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了以前，涌現出一批著名導演和演員，許多優秀影片榮獲國際國內大獎。電視的出現要比電影和廣播晚。1958年，北京電視臺開始試播，標志中國電視業的誕生。最初，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建有電視臺。即使在這些大城市，受生活水平限制，也只有少數人擁有電視，電視節目也比較單調。改革開放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電視逐漸普及。根據中央電視臺的調查顯示，到2003年，全國電視觀眾總人數達到10.7億。人們最早使用的黑白小電視，如今已被大屏幕高清晰度彩色電視以及液晶電視所取代。隨著電視的普及，電視節目越越豐富。各電視臺在節目上推陳出新，創辦了一批內容更加充實，質量大為提高的名牌欄目，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增加了信息量，對社會產生很大影響。一些重大事和體育比賽的現場直播，以及優秀電視連續劇的播映，吸引了無數觀眾。在現代社會中，看電視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科學技術的進步，是電視迅速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衛星傳送技術的應用，使電視臺的有效覆蓋范圍擴大到全國乃至全球。由于各電視臺普遍設立衛星頻道，人們選臺的余地越越大，由原的幾個頻道增加到幾十個頻道。有線電視進入千家萬戶。
互聯網的興起：互聯網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而風靡全球。1994年，中國正式接人互聯網。僅僅過了幾年，中國上網用戶急劇增加，據統計，到2006年6月底，中國網民人數已達1．23億。互聯網同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媒介一樣，具有迅速傳播信息的功能，因此，被稱為“第四媒介”。網絡媒介可以集字、圖像、聲音于一體，還能模擬三維動態效果，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互聯網可以高度互動，雙向傳受，傳者與受者之間可以通過電子郵、聊天室等方式及時溝通，人們還可以上網參與討論，隨時發表自己的意見。互聯網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快捷與方便。互聯網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學習、娛樂方式，與日常生活的關系日益密切。
B．人民版——大眾傳播媒介的更新
大眾報業的發展：大眾報業產生的原因：進入19世紀，品種單一的官方報紙與落后的辦報方式越越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社會呼喚適合普通民眾閱讀的大眾報紙的產生；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化擴張。大眾報業以新聞和言論為主要內容，鉛字印刷等編排形式為重要特征。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在華傳教士興起了一股辦報的熱潮，拉開了中國近代報刊業的序幕，促進了西方科學化在中國的傳播。1873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新報》，開創了中國人辦報的先例。政論性報刊的高潮階段在維新變法運動時期，興盛階段在辛亥革命時期及民國成立后，它是宣傳政治綱領的喉舌和開展政治斗爭的工具。通俗性報刊采用通俗易懂的評議，取材世俗，運筆淺顯，滿足了市民化消遣的需要；根據知識性與趣味性相結合的原則，實現了專門分工。
廣播影視的普及：中國第一座廣播電臺——1923年，上海，“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臺”。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座廣播電臺——1926年，哈爾濱，哈爾濱廣播無線電臺。中國第一座私營廣播電臺——1927年，上海，新新公司開辦。近代中國第一座全國性的廣播電臺——1928年，南京，中央廣播電臺。中國近現代廣播播放內容的變化：由新聞、商情、藝等方面向教育、娛樂、社會乃至宗教等多方面擴展。中國電影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進口片到國產片的發展歷程。1896年8月，上海徐園“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第一次進行電影放映。中國第一部影片是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京劇《定軍》片斷。民國時期，國產電影獲得了快速發展，產生了許多知名的導演與明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電影作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近代中國電影的幾個“第一”：《定軍》——中國人第一次嘗試自拍電影（1905年）；《難夫難妻》——第一部故事片（1913年）；《歌女紅牡丹》——第一部有聲片（1931年）；《漁光曲》——中國第一部獲得國際榮譽的影片（1934年）。中國第一家電視臺是1958年，北京電視臺開始試播。中國彩色電視出現于1973年。1978年，北京電視臺更名為中央電視臺。2008年，“中星9號”通信衛星發射成功，直接服務于國家廣播電臺“村村通”工程和衛星直播領域，解決了邊遠地區和農村廣大群眾收看電視難的問題。中國電視的現狀（“兩到五多”）：從中央到地方，從對內到對外，多系列，多層次，多語種，多形態的廣播電視傳播網絡，電視節目內容廣泛、形式多樣。電視發展趨勢：朝著數字化電視的方向發展。
互聯網與民眾生活的漸變：當今社會正在經歷著由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巨變。從1993年中國的第一條互聯網專線正式開通至今，互聯網在中國走過了十多年高速發展的歷程；截至2008年底，中國互聯網普及率超過全球平均水平，農村增速超過城鎮。互聯網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正面影響（積極影響）——政府職能部門的網絡化，為普通民眾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服務；網絡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也日趨廣泛（如網上炒股、網銀結算、網上購物、電子郵、即時通信、博客、論壇、電子報刊、網絡游戲、網上遠程教育等）。負責影響（消極影響）——存在著信任度與安全感較低、網絡沉迷情況等。
C．岳麓版——新潮沖擊下的社會生活（二）、經濟騰飛與生活巨變（二）
報刊與電影：19世紀，中國出現近代報刊。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各報刊用大量篇幅及時報道時局和戰況，一時間洛陽紙貴，報紙成為搶手貨，民眾開始有了“新聞”的觀念。1872年創刊的《申報》是近代中國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1884年，申報館創辦《點石齋畫報》，開新聞畫報之先河，報刊讀者愈加廣泛。《小說林》《月月小說》《繡像小說》《新小說》號稱清末四大小說期刊。各類通俗性報刊受到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普遍歡迎。維新運動中，國人辦報的熱情空前高漲，報紙成為宣傳政治綱領和開展政治斗爭的武器。新化運動以后，閱讀報刊成為民眾生活的重要內容。電影是一種以活動畫面表現的藝術，富于大眾性。電影自產生之日起，便成為最活躍的化形式之一。19世紀末電影傳人中國，迅速成為民間喜聞樂見的新式娛樂活動。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攝制了譚鑫培的京劇短片《定軍》，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嘗試拍攝影片。1913年，張石川、鄭正秋合作導演的《難夫難妻》是中國第一部故事影片。它以潮州的買賣婚姻習俗為題材，諷刺舊式婚姻壓抑人性和虛偽丑惡。1931年，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攝制完成，該片主旨為揭露舊禮教對婦女精神的毒害。20世紀30年代，僅上海一地就有30多所電影院，每日去影院的觀眾達10萬之多。近代報刊和電影以豐富的內容和生動直觀的形象，及時傳播信息，娛樂生活，促進了科學知識的普及，開闊了人們的視野。
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中國逐漸進入了互聯網時代。自從1995年全面開展互聯網業務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中國互聯網迅速發展。截至2007年9月，中國互聯網用戶已達1．72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進步，互聯網在中國的應用領域越越廣，有廣告、航空、農業、藝術、化工、通信、咨詢、娛樂、財貿、旅游等100多類，覆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信息社會的一個縮影。互聯網打破了常規的時間、空間界限，使信息、知識更迅速、便利地傳遞和共享；同時也在不知不覺地改變著中國人的生產、生活、學習、娛樂方式。互聯網不僅改變著中國的傳統生活方式，還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以及認識世界的方法。
考點三：現代中國經濟建設與道路探索
（一）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
A．新人教版——經濟建設的發展和曲折
社會主義建設的起步：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于帝國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國民政府的肆意搜刮，加上多年戰爭破壞，國民經濟全面崩潰。那時，除東北三省外，全國主要鐵路干線幾乎沒有一條可以全線通車，公路、海運嚴重堵塞。通貨膨脹極其嚴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下，到1952年，僅用三年時間，工農業生產就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為國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條。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國內既不能制造汽車、飛機，也沒有冶金設備、礦設備和大型發電設備等制造業。1953年，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其實行期間，鞍鋼鐵公司三大工廠、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沈陽機床廠和飛機制造廠等先后建成投產。我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后面貌，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廣大農民組織起，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走集體 化道路；手工業者也紛紛加入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影響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掀起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1956年底，我國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在中國基本建立起。
探索與失誤：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根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在我國建立起的新形勢，大會提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次大會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分析是正確的，是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但八大確定的路線并未能堅持下。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全國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大躍進”片面要求大辦工業、大辦農業。工業生產各部門制定出在幾年內產量趕超英國和美國的高指標；農業上，對糧食產量的估計也越越高，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主觀臆斷的口號。這些情況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在“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時，中央政治局又通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人民公社初期一切財產由公社統一核算，統一分配。許多地方的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超越了歷史發展階段，導致國民經濟出現混亂。1959—1961年，我國出現了建國以最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對嚴重經濟困難，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從1962年起，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并在一些領域取得重大成就。
國民經濟的劫難：1966年，“化大革命”爆發。不久，這場動亂由思想化領域、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許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規制度被廢除，大批工人、干部停產“鬧革命”，國民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兩年里損失的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一千億元。1971年，周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著手恢復調整國民經濟。到1973年，國民經濟出現復蘇局面。1975年，周恩病重，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明確提出全面整頓的思想，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國民經濟呈現迅速回升狀態。但不久，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剛剛穩定的形勢又陷人混亂。
B．人民版——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1949—1956，過渡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產量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建立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的國營企業和新建國營企業迅速發展；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國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基礎。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指導方針；1953年1月—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新中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后的面貌，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53年起，國家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底，中國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實質上使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地位：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存在要求過急、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
曲折發展的十年（1956—1966，探索時期）：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標志著中共在實踐中探索本國建設社義道路的開端，主要闡述農、輕、重經濟結構比例問題，實際上提出了開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問題。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在中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情況下，當時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化迅速發展需要同當時經濟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會議提出了把中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主要任務，會議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1958年，在急于求成和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思想指導下，“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全國各地大辦人民公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造成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1960年冬，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調整是核心），到1965年，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十年動亂”中的國民經濟（1966—1976，“革”時期）：嚴重的經濟破壞：經濟計劃被廢置；調度管理陷癱瘓；經濟運行失控制；交通運輸多堵塞；工礦企業管理亂；市場供應很緊張。曇花一現的經濟整頓：1973年，周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恢復規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經濟有了起色；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重申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確定周、鄧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國民經濟恢復發展，但由于“四人幫”的阻撓，經濟再遭破壞。從20世紀70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持續發展的時期；由于“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極其寶貴的發展機遇。
C．岳麓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曲折發展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端：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領導人民進行經濟調整，大力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成為當務之急。195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基本好轉，工業化建設提上日程。1953年，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中共中央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主張。中國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作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決定，并強調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1953年，國家開始實施“一五”計劃。到1957年底，我國新建了飛機制造、汽車制造、發電設備、冶金設備以及重型機械等工業部門，初步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我國中西部地區也新建了鋼鐵、煤炭、電力等工業設施，初步形成了合理的工業布局，社會主義工業化由此全面展開。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的要求，早日建成社會主義，政府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全國各地普遍試辦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征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頒布《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全國掀起了興辦高級農業合作社的高潮。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推進手工業合作社運動，開始從供銷方面人手，逐步按行業分期、分批、分片改造，后改變為一次性合作化的辦法，實現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策略，運用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經銷代銷等形式，將其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1953年底，黨中央調整政策，實行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底，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中國基本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經濟建設的成就與教訓：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精力解決這個矛盾，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在“八大”路線的指引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蓬勃開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片面追求經濟建設中的高速度。1958年，中國共產黨八屆二次會議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接著，輕率地發動了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和以“一大二公”為特點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樣，在經濟建設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迅速發展，使國民經濟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躍進”期間，中國經濟損失在1000億元以上。人民公社化運動試圖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但它并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生產效率低下，嚴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連續三年的嚴重經濟困難時期。1960年冬，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轉入調整的軌道。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城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56—1966年，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雖然走了不少彎路，經歷了許多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66—1976年，“化大革命”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國民經濟建設，導致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在低水平線上徘徊。據估算，“革”十年中國民經濟損失約5000億元。
（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A．新人教版——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偉大的歷史轉折：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在兩年時間里，國民經濟仍處于停滯狀態，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方針，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戰略決策，確定今后黨和國家的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從此拉開序幕。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成為實行改革開放和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
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展開。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農村，開始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這種責任制使農民有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克服過去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弊端，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種生產責任制的經營方式得到中央的肯定。不久，在全國普遍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僅幾年時間，全國農業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了歷史性的變革。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1983年，中央決定，撤銷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撤銷作為村行政機構的生產大隊，建立村民委員會，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促進了城市的改革，1984年以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把企業搞活。在管理體制上，實行政企分開，簡政放權，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在所有制上，變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過改革，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企業有了競爭機制，增強了活力，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效益顯著提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在國內，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在國際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改革進入關鍵時期。1992年初，鄧小平先后在南方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除了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姓“資”姓“社”的標準等問題外，還提出要搞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同年10月，中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明確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關鍵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要抓住機遇，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的標志。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此后，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1997年，中共十五大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到21世紀初，在我國已有95％以上的商品資實現市場配置，國家定價的商品不足5％，社會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達99％。社會主義商品市場體系基本建立。20世紀80年代以，中國經濟保持年均9％的增長速度，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史上的新奇跡。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使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不但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從；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并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邁進。
B．人民版——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一）、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工作重點的轉移（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實事求是指導方針，停止“階級斗爭為綱”口號，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改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改變管理活動思想方式，肯定權力下放原則，大力精簡各級機構，解決黨政企的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始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全會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標志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到。
從農村到城市的改革（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農業集體化以后，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中，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壓抑，農業生產發展緩慢，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在一些地方，農民為解決溫飽問題，自發開始了改革農村原有經濟體制的嘗試（“一些地方”是指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和四川廣漢縣向陽公社）。在農村，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經濟形勢和社會面貌；農村改革的突破性進展推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毛和鄧走的都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增強企業活力（中心環節），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實行政企職責分開，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國有企業。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進一步擴大生產經營自主權；國有企業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企業內部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迅速推進。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bianbian123.com/gaosan/52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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