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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1936年根據在江蘇省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的實地調查資料所寫的博士畢業論文。此文作為博士畢業論文，主要是人類學研究在開明國家“一個公民對自己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的探索，是人類學發展的重大突破。從內容看，描述的是中國農民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論文對研究我國農村經濟有重要指導意義。
通過對開弦弓村的實地調查，費孝通先生意在揭露這個微型社區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過程，他發現“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1]他提出“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2]，費孝通先生將自己一生的學術作為總結為四個字，即“志在富民”，通過對農村社會的實地調查，發現和分析農村中存在的問題，為農村的發展提出自己的思考。80多年過去，現在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的發展問題成為了基本問題，而發展問題的核心還是收入。今日再新讀《江村經濟》，書中所散發的思想對認識和思考當今中國的農村問題依然有重要意義，正如先生所言，對當下農村社會的觀察是對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的過去和未來的一種重要補充。
全書正文一共十六章，四篇附錄和一篇序言，接下來將對正文十六章的內容做簡單的自我認識和總結。
第一章前沿和第二章調查區域，主要陳述作者寫作全書的目的以及選擇調查區域的原因、調查區域的地理、經濟、人口及土地背景。中國農村在當時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遷過程，“本書將說明這個正在變化著的鄉村經濟的動力和問題”[3]，作者認為，中國經濟生活變遷的過程不是西方社會制度簡單的轉渡過程，而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制度和西方社會制度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通過對當前的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了解，將會引導這種社會制度變遷趨于期望的結果，這也是當時中國青年學生愛國救國的一種嘗試。至于選擇開弦弓村作為調查區域，是因為此村為當時中國重要的蠶絲業中心之一，農業較為發達，具有完善的水路交通網，同時，作者本是當地人，語言具有優勢，且有其親人幫助，能夠深入到人們生活中，工作效率較高。
第三章到第六章從家、財產與繼承、親屬關系及戶與村的角度描寫了開弦弓村的社會背景。家庭這個農村最基本的社會群體，其規模一方面受到“分家”的力量削弱，另一方面又受到父母和子女相互依存合力的增強，在此平衡力量下，中國農村家庭人數大約在4-6人之間。在家庭關系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更為重要，夫妻間的關系次之。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有后代，子女是家庭“香火”綿續的載體，也是父母年老后的生活保障。由于擁有土地面積的有限，生產能力的約束，為了預防貧困，存在溺嬰、流產等人口控制現象，殺害女嬰更為經常，家產較大的家庭則不受限制的有更多子女。父母與嬰兒的關系受到迷信的影響，表現為，對孩子的珍愛被刻意小心地掩藏起來。孩子與母親的關系較為密切，父親則是嚴厲家法執行者。在孩子的教育上，家庭居于主導，學校教育由于與經濟活動不相適應，輟學率較高，文化知識及訓練不能顯示對社區生活有所幫助。婚姻大事并不是由青年男女自己決定，而是完全服從父母的安排，通常在孩子6-7歲時便已安排好。婚姻選擇要通過中間媒人，并要經過算命先生生辰八字的配對，通常男方家庭可以在多個女方家庭中進行選擇，以確定合適的未來兒媳。兒媳必須要具備兩個主要的智能，一是綿續家世，二是對家中經濟有所貢獻，她在夫家的地位往往會因為生的男孩而提高。妻子必須對丈夫十分恭順，還要處理好與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的關系，婆婆和媳婦子間的家庭糾紛則經常發生，“夫妻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父母與兒女關系中的干擾因素。”[4]如果糾紛較嚴重，兒媳婦可能被休棄，但媳婦無權提出離婚。為解決媳婦給家庭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小部分的表親聯姻成了一種重要的婚姻形式，因聯姻形式不同，產生兩種地位不同的類別，即“上山丫頭”和“回鄉丫頭”。由于經濟蕭條的原因，“小媳婦”制度，即“童養媳”在作者調查的近十年里數目增加，但傳統的婚姻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關于財產，開弦弓村將其分為四類，即“無專屬的財產”、村產、擴大的親屬群體財產和家產。家產中重要的財產是土地，處理土地的權利掌握在家長手中，家庭成員有自己部分的個人財產，絕大部分是消費物品，臥室雖為私用，但不損害家長對房屋的最終處理權，家庭里的日常開支由公共財源支付，就從產權的使用和控制來看，家長確有很大的權威。分家財產傳遞的一個重要步驟之一，“不論是土地或房屋均為單系繼承。女兒無繼承權。”[5]，女兒在嫁出以后將無權使用娘家的財產，年老的父母將會把保留的不動產傳給兒子。繼承與繼嗣是兩代人關于財產傳遞和贍養老人義務的關系紐帶。財產的繼承按繼嗣系統進行，如果一對夫妻沒有孩子或只有女兒沒兒子，他們可以領養一個男孩，或是要求女兒的未婚夫的父母允許他們的女兒為他們傳嗣，或是可以領養一個女婿。贍養老人的在子女對家庭的貢獻超出他們自己的消費時開始，當兒子有了獨立地位時，贍養義務更加明顯。
親屬關系是聯系家庭成員的基本紐帶。在父系親屬關系方面，“五代以內同一祖宗的所有父系后代及其妻，屬于一個親屬關系集團稱為‘族’，相互間稱‘祖宗門中’”[6]，族的成員資格是家，不是單系的親屬關系，婦女在出嫁后就不再是其父親那個族的成員。族重要的功能是控制婚姻，它是外婚制單位，“同姓，非同族的人可以結婚”[7]。母系親屬方面，其親屬關系不超過舅家和姨家的群體范圍，舅姨家的親屬不屬于此關系范圍。此外，名義上的收養制度中，也象征地使用親屬關系稱謂來建立新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來源與親屬關系親屬關系相類似”[8]。
家是社會中親屬關系的連接，戶則是地域性的紐帶。作者認為在經濟生活中家“并不一定是一個有效的勞動單位”[9]，“參加部分共同經濟活動的人不一定被看做是家的成員”，采用“戶”這個名詞來代表這種基本的地域性群體。一個人加入到一個家庭里，但不是家庭的成員，主要有三種形式：客人、學徒及雇傭工。家里的成員在外工作，暫時不在家，不能算作戶的成員[10]。擴大的組戶聯合群體便是鄰里（10戶），他們日常有著親民的接觸并相互幫助，組合的群體聚合形成較大的地域群體便是村莊。村莊由村政府來組織管理，日常活動的執行者便是村長，他的職務不是世襲而來，需要有資望的人勝任，其法定地位也不是必不可少。在作者調查期間，村正在推行保甲制，10戶為一甲，10甲為一保，在一個保甲內，人與人之間互相擔保，相互檢查監督，以此來加強行政管理。作者對此提出質疑，“事實上的地域群體早已行使的傳統智能，能否被這種專橫地創造出來的保甲所接待”，認為“中國政治結合的過程中，用一個合理的和統一的結構來代替參差不齊的傳統結構，看起來比較理想”[11]。
第七章開始，作者開始研究村里的經濟生活，從消費與生產系統的分析引導至流通系統。消費上，村里居民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居民的消費行為受到文化的控制。節儉受到鼓勵，在生產能力受到損害時，知足和節儉具有實際價值。但在婚喪禮儀上，節儉思想就煙消云散了。在本章作者具體還介紹了農村生活中的運輸、衣著、營養、娛樂禮儀開支及生活的最低開支，根據作者的統計分析，居民一年里最低的生活開支約為263元。
第八章介紹的是村里的職業分化，村里一共有四種職業：農業，專門職業，漁業，無業。但這些職業類別并不是互相排次的。村里76%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僅7%的從事手工業和服務業，從事某種手藝或經商的人基本上都是外來的無土地的人。
第九章勞作日程。農業中勞作日程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從功能的角度具體介紹了開弦弓村各種農活的日程，由于陰歷不能有效的推算農作物生長期，“農民用傳統的節氣來記憶、預計安排他們的農活。”[12]而陰歷則用于“記憶動感情的事件及接洽實際事務等場合”[13]。
第十章農業，作者對農業的分析從農業的物質基礎即農田安排開始。開弦弓村的農田主要種植的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麥。莊稼的土地被分割為若干的農田，由于水稻是主要的農作物，而水稻的種植與水利管理密切相關，由于小塊的農田歸屬于不同的土地所有者，導致水利管理的不便以及耕種者之間的矛盾。種稻是農業中的主要活動，要經過一系列的準備：翻地、耙地、平地、然后是灌溉[14]。這些工作都由人力完成。這些農業種植知識、技術來源于農民長期的經驗積累，是利用自熱達到所需目的的體現，對于無法控制的自然現象，例如蝗災、雨災，農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巫術，“巫術不是自發的個人的行動，而是一種有組織的制度”[15]，“只要巫術對人們的生活起著一些有用的作用，盡管政府發出多少命令和闡述很多理由，它仍然會存在的。在理論上，從把巫術當做一種假科學，并認為它對科學發展是一種障礙，轉變到承認它的實際作用，對于處理這個問題采取實際態度方面，能給以一些啟示。”[16]有效的方法是用科學解決農民的切實需要，這樣巫術自然消失。
農業勞動最基本的單位是農戶，但并非農戶的所有成員都參加農業勞動，農業主要是男人的職業，一戶的男子之間的農田勞作沒有特殊的分工，每個人都做同樣的工作。婦女完全不參加農業勞動，主要從事繅絲。農村絲業衰落，導致農村婦女閑暇時間的增多，婦女人口從農村向城鎮流動。在水利安排上，同一?的農戶是命運共同體，水的調節實行集體責任制，但也正是由于集體負責制度，使得新式水泵的運用受到阻礙。
第十章介紹土地的占有。湖泊、河流及道路屬于村里共同享有，村民享有平等的權利，但使用該權利的時候不得阻礙他人享有此權利。村外的他人不得享有村里公有的權利。對于農田的所有權，作者根據當地土地占有理論即田面和田底所有，將其分為三類：不在地主（占有田底不占有田面）、完全所有（田底和田面都占有）、佃農（占有田面不占有田底）。田底的占有者需要支付土地稅，是持土地所有權的人，登記于政府名冊。田面的占有是對田的使用權的享有。田面占有者可以將田租給別人，也可以雇人為自己種地。因此，實際的耕作者、田面所有者及田底所有者是不同的。不同的主體對土地產品有一定的權利，田底所有者可以獲得地租，田面所有者可以獲得承租人的租金，雇工可以從雇主的到報酬。
田面所有者通常屬于家這個群體[17]。當家里的勞動力不足時便產生了雇農制度。從事雇工的有長工和短工，長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不擁有生產工具，偶爾有鋤頭，短工通產有自己的土地，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才會受雇[18]。這種小土地的出租制度是有限的，出租土地大多是因為家里的勞動力不足，且與佃租是大不相同的。
土地對農民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它用之不盡性質給農民相對的保障，同時土地在家庭繼承財產中有特殊的價值。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對土地有特殊的感情，非經濟價值使得土地的交易復雜化。佃農保持著田面的所有權，這種權利不受田底所有者的干涉，不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純屬金融關系，這種關系反映的是城鎮田底所有者對鄉村進行投資。城鎮市場中的土地價值與土地真實的價值產別很大，土地的市場價值不包含田面的價值，土地的真實價值寓于佃戶的交租能力。田底所有權可以像買賣債券和股票一樣在市場上出售，但田面所有權的交易則較為復雜，只有在生活迫不得已時，佃農才會出賣自己的土地。
土地所有者對自己權利唯一關心的問題是租金，但在收租上很少采用直接收租方式，因為直接收租的成本較高，效率較差。地主往往是通過中間的代理手收租人來收租，大地地主建立自己的收租所，被稱為“局”，這個機構事實上是一種半政治機構。佃戶實際上并不關心誰是地主，只知道自己屬于哪個“局”。傳統的承租關系有道德上的約束，承租人交租被認為是道義上的責任，相比于監禁，道義上的約束對這種承租制度的維護所起的作用更大。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變化，承租雙方的關系變得不協調，沖突加劇。不在地主的存在依賴于城鄉金融關系的融合，農田田底所有權在城鎮人手里，田面權在農村，這是開弦弓村目前主要的土地所有權形式。在土地的分配上，土地權利的繼承使得土地變得更為分散，分散狹窄的土地不利于畜力使用，妨礙了其他集體耕作方式，這也是中國農業技術落后的首要原因[19]。
第十二章蠶絲業。蠶絲業是開弦弓村的第二收入來源，蠶絲業的變革受到兩股力量的制約，一是促使變革的外界力量，二是承受變化的傳統的力量。通過分析村民的農業收入與支出情況，單靠農業是不能維持生活的。由于受到國際生絲市場的影響（價格下降），傳統的生產技術不能平衡家庭預算，引進新的工業成為必然的選擇，技術學校在此成為傳播工業技術的中心，但學校只是一種潛在的量，如何把這種潛在的力量變為現實就需要當地領導人發揮作用。作者從蠶種開始具體介紹了養蠶這一過程的改革計劃，并對繅絲過程中傳統方法與現代工藝技術做了比較，認為合作工廠替代家庭手工業是由于技術因素決定的。合作工廠的所有權歸屬于合作社成員，最高權力機構是社員全體大會，開辦工廠的經費由每個社員負擔，但資金基礎主要靠政府的信貸，不是靠人民的投資，原料、勞力、由社員提供，技術來自蠶業學校。蠶絲的質量和價格的不匹配導致了工廠資金的缺乏，影響給社員的年利及股金繳納的積極性。工業技術替代傳統手工業造成的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問題，大量的女青年流被吸引到城里，家庭手工業的衰落促使婦女勞動力在農村形成市場。
婦女經濟地位的提升，對其家庭地位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女孩傳統的經濟地位依附于父親或丈夫，隨著其能夠自己掙錢，家中的經濟關系逐漸得到改變。同時，掙錢的人從家庭成員中分離出來，對親屬關系也產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親屬關系以新的方式重新組合，并隨著工業的變化得到調整。[20]
第十三章介紹養羊與販賣。養羊和販賣是家庭收入的其他來源。販賣在村民看來實際上是出賣自己的勞務，產品并非自己生產，主要靠船在鄉鎮間流通。養羊的興起是由于市場上羊胎和羊羔的需求。由于土地的有限和羊糞的價值，羊主要是圈養，割草主要由孩子負責，但這樣產生一個問題，在人們的眼里文化教育的價值，還不如孩子們割草直接為家庭收入作出的貢獻大。[21]養羊需要資金的投入，沒有資金的家庭可以采取“分羊”的方式，將別人的羊飼養，以獲得小羊和羊糞。
第十四章從家庭的內部交換、內外購銷、小販、零售店、以及購買代理人和銷售代理人、貿易區域和集鎮等角度介紹了開弦弓村的貿易情況。生產的專業化產生分工，在親屬群體中也不例外，但親屬群體間的交換要素模糊不清。權利與義務，貢獻與享受通過群體固有的制度約束來實現。但群體間的相互義務、贈送并不能使農戶獲得生活中所有的必須品，還需要廣泛的流通系統。購銷作為重要的交換方式，與職業化分工有緊密的聯系，由于村里職業化分工程度小，導致村里內部的市場狹窄，農戶與外界的交換主要通過小販、零售店及航船來進行。
小販大多來自其他村落，可以是固定的或不固定的。由于販賣雙方對價格沒有嚴格的概念及沒有直接的競爭者，在販賣過程中買者在付完錢后會多拿一些貨物，販賣者獲得必要的成本和利潤后，也不會高報價格。小販的貨物有自己制作的也有購買的，販賣貨物的不同導致小販販賣的形式和消費者購買的形式也不同。縫紉和梳妝用品、糖果村里重要的固定小販，前者與消費者的個人喜好相關，少有替購，后者的販賣過程中往往發生戲劇化的家庭場面。零售店與小販相比，貨物種類要豐富一些，主要出售香煙、火柴、糖果、紙張、蠟燭、錢紙、帶有宗教色彩的物品、藥物、及肉類等，零售店存貨的多少根據銷售情況而定。
航船是消費者和購買者的代理人，作為消費者的購買代理，航船主是不收取任何費用，唯一的好處可能會得到城里店鋪送的禮物，但這并不能維持日常生活，這導致了在交換方面航船處于主要的地位，小販和零售店只是作為一種輔助形成存在。航船主主要的收入來源與生產者的銷售代理，以銷售蠶絲為例，其收取4%的傭金。航船這個職業對航船主的要求較高，不僅每天有規律的繼續下去，而且航船主要有清晰的頭腦和記憶力，能夠在不記賬的情況下記住各種口頭的購買委托，同時還需要掌握商業上的知識和習慣。村里的絲和羊完全是用于銷售的，大米部分銷售，部分消費。絲的價格波動刺激了技術改革。大米價格的波動不影響其產量，產量的多少決定于土地大小、生產技術及氣候條件。農業生產結構不能隨著市場的需求作出靈活的反應，變化也是緩慢的，職業的改變比改革現有作業更為困難，農村居民只有離開農村才能改變他們的職業。[22]
第十五章介紹資金，主要從信貸的角度介紹了開弦弓村的信貸產生的原因及信貸機構。貨物，勞務或現金不能及時償還便產生了信貸，信貸只有對貸方有利時才能被接受。廣義上的信貸包括相互間的義務、贈禮等，這些信貸償還需要固有的互惠原則來保障。農村信貸中對于貸款的用途往往很籠統，不加區分用于生產還是用于消費。信貸產生的條件是一方面有積蓄，另一方面虧空。開弦弓村居民虧空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禮節性的開支并不減少，相反，在禮節性的開支上，炫耀財富的思想替代了勤儉節約。
村里的借貸系統主要通過互助會實現。互助會通常是由某人的需要經濟援助而發起組成的，核心總是親屬關系群體，親屬關系廣的人得到的幫助機會也比較多[23]。互助會有三種形式，搖會、徽會及廣東票會，搖會的管理辦法比較復雜，但優點也較多。徽會由安徽傳入，辦法較為簡單。廣東票會來源用戶廣東，由于該種方式的賭博性較強，在村里不很普遍。
航船在村民和城鎮之間還扮演者信貸代理人的角色，這種信貸主要是借米。航船主代表他的顧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證在新米上市后歸還。農村資金的貧乏主要通過高利貸的形式貸款，盡管政府成立了信貸合作社，但由于管理失效導致失敗。高利貸雖然是非法的制度，在農村資金緊缺時是農戶沒有辦法的選擇，城鎮與農村之間缺乏較好的金融組織使得高利貸得以存在。高利貸的一個嚴重惡行便是，在農戶無法償還債務時，以暴力的形式收取其貸款，可能強行獲得農戶的田底所有權、將家庭人員做抵押，甚至剝奪了債務人的生命。作者認為，“農村問題的根源是手工業的衰落，具體地表現在經濟破產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問題上來”[24]。
第十六章中國的土地問題，這一章也是作者寫作的落腳點，即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在開弦弓村，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手工業的衰落，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農民的問題在于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起義便發生。解決的辦法不是緊縮農民的開支，根本在于恢復農村企業，中國的傳統工業主要是鄉村手工業，尋找工業發展的道路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根本措施。
以上為《江村經濟》正文十六章主要的內容。第一次拜讀此著，宛若讀一部中國近代鄉村小說，作者用優美的散文格調刻畫了一副近代一東部村落的社會生活場景。在具體的細節上，作者提出的許多觀點與認識值得思考，許多對村俗的描述必然成為歷史的記載，給后人回味中國近代農村社會提供了一根線索。作者對那個時代中國土地問題的認識入木三分，從經濟改革角度提出的見解具有超前性，特別是在貿易、金融、農村工業問題上，我國現代農村問題的探索也可有所借鑒。個人認為《江村經濟》之所以作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于，它在描述江村的過程中，能給與讀者不同視角的思考與啟迪。這讓我想起一位作家對經典名著的評論，經典之所經典，在于它給予讀者思想的自由發散，不同的讀者會獲得不同的感悟與思考。
寧夏大學懷遠校區圖書館 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bianbian123.com/dushubiji/1084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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